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我院双聘教师郇庆治的新作《全球环境治理合作的现实困境与中国战略选择》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2025年第1期，并收录于学习强国官网。

文章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制度框架及绿色共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阐释，指出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也发生了剧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立足自身生态建设，主动推动国际环境治理革新，以明智的战略策略把握机遇。

以下为发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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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全球环境治理合作制度框架及其支撑性绿色政治共识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或困境。这表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走向重新分裂或极化，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断裂式剧变。相应地，未来一个时期的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将呈现一种更加变动无序或缺乏合力的局面。中国要立足于持续推进自身的生态环境善治和生态文明建设，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来因势利导地稳步推进那些必要而进步的国际环境治理制度与政策革新，同时要以谨慎明智的战略策略来对待国际时局动荡变革中显现的机遇。

从回溯的立场来看，以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为标志，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建基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共识或“生态世界（系统）观”、以联合国公约及其相关机构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框架。其核心理念是，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史无前例、关系到人类文明生存与未来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原则，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然而，经过30多年的演进变化之后，这一制度框架及其绿色政治共识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或困境，并很可能会影响其未来一个时期。尤其是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所表露出的赤裸裸的“美国绝对优先”战略姿态，当今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局的关键性角色，因而需要做出适当的战略应对。

一、全球“绿潮退却”的中国元素表象与深层逻辑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成果均清晰地表明，在经历了约五年前达到的全球绿潮阶段性高点——即绿色（党）政治发展半个多世纪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段——之后，世界经济政治已很难逆转地走向一个分裂或极化的竞争格局，和平、有序、均衡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政治基础——尤其是意愿、互信与动力方面——发生断裂式剧变，尽管既存的体制机制（比如COP年度会议）看起来仍在正常运转。

虽然此前发生过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美国家之间、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激烈论辩，但直到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前后，欧美国家并没有整体性放弃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度与话语体系中的领头羊地位。它们对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认定和指责，更多是着眼于让中国尽快承担更大额度的减排与资金援助责任，而不是主动舍弃它们长期占据的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政策制定与话语设置优先权，而它们之间也不时发生围绕区域乃至世界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政策的领导权争夺。然而，2024年上述系列事件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则是，大西洋两岸一边是深陷区域军事冲突泥潭的欧洲，另一边则是高喊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美国，至少从欧美自身的利益或需求来看，一场至少体现在全球气候与环境合作领域的战略收缩似乎已是不可避免，而这将会直接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构建起的国际环境治理合作架构乃至政治共识。

毋庸讳言，在这一重大变局之下第一个被关注到的因素就是“中国元素”，且这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正是在2020年前后，也就是从特朗普政府1.0到拜登政府的转换期间，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定位从更多是“竞争对手”变成了“政治敌人”，随后四年间，美国政府不择手段地对华进行全面打压，而中方也表现出日渐果敢强硬的应对立场。2021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例达到75%以上，创历史最高，这似乎让西方国家确证了喧嚣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并且更容易用于意识形态目的的蛊惑宣传。2020年起，先后发生的新冠疫情及其应对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使中国不得不做出一些厚此薄彼或政治联盟意义上的战略抉择，而这也使得欧美某些国家借机宣扬所谓“过度依赖论”或“去风险化”。换言之，现实情况是，无论观察分析视角或结论如何，中国都已然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聚焦元素——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无可否认，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自）变量。

当然，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或崛起是正在发生中的全球“绿潮退却”的责任方。要想正确理解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所陷入的严峻困局，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它背后隐藏着的深层逻辑。必须明确的是，一种新型世界观以及建基于它的绿色政治共识，并不能够确保这一议题成为超越性或霸权性的社会政治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层面上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前国际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所遭遇的挑战与困境，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性表征及其变迁来理解。

一方面，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绿色政治共识的达成以及相应的合作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但却并不是无条件的。当时的全球整体背景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对峙国际秩序的终结，一个表面上和谐共处、实则呈现明显“等级化”排列的新秩序逐步显现：欧美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来换取后者对于像生态环境治理这样全球公共性问题的关注支持，但前提却是，欧美发达国家同时保持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优胜感和经济竞争力上的安全感。然而，时过境迁，由于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以一种质疑否定的心态与认知来看待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而这就是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后迅速蔓延开来的“逆全球化”经济政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源。如今，欧美少数国家日益诉诸一种无原则“抱团取暖”的策略和不惜对立冲突的方式来优先维护其传统经济政治利益，而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议题（目标）则被明显“降阶”处置，结果是，国际环境治理合作架构内部的合作意愿动力显著减弱、竞争烈度大大增强了。比如，面对来自中国电动汽车产品的竞争，欧盟官员公开强调的已不再是加快（促进）全球碳减排或能源结构转型，而是如何保护其在整个汽车市场的经济利益或竞争力。

另一方面，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过去30年来的国际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实践总的来说成效远不及预期。这方面的一些最新评估包括，著名的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机构2024年11月以“实现重大减排的气候政策：来自全球二十年的证据”为题联合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迄今全球95%的减排政策都收效甚微，而低效甚至无效的气候政策显然会削弱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于削减碳排放的雄心和努力；针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谈判的现实成果与它过度理想主义言辞之间的差距，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在总结COP29时指出，气候资金目标是在删除了引发核心分歧的“减排成果的核查”后艰难达成的，但多边治理显然既要看雄心更要看落实；2010～2018年担任《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的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on）则评论指出，里约“地球峰会”批准签署的三个公约正在陷入“不断召开大会、不断扩充会议规模、不断做新决定”的运行怪圈，需要找到一条更有效、更高效、更快速的实施途径。很明显，目前的国际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体制并未走出一条通过绩效证明自身合法性或先进性的进路。

二、对当今世界环境政治主体现状的分析

如上所述，即便在里约“地球峰会”开创的国际制度框架之下，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也并不是最主要的或战略自主的国际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决策者，而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全球化动力明显趋弱、逆全球化趋势显著增强的新时期，那些基础性或外围性的行为主体将会扮演更加值得关注的角色。因而，在具体讨论我国的未来战略选择之前，有必要对新形势下主要世界环境政治主体的现状做简要分析。

（一）政党

无论是从环境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党由于其显著的政治意识形态表征，都是世界环境政治的最重要行为体或驱动者。也就是说，政党不仅借助于自己的环境政治观念与政治主张实施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还会通过自己的竞选或参政执政（进入议会和政府）来参与塑造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并进而影响到超国家或全球层面合作。概括地说，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依然可以大致划分为主流政党抑或边缘性政党、大规模政党抑或小规模政党，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绿党。

就它们与生态环境议题的亲疏关系而言，总的来说，主流政党特别是较大规模的中右翼政党（如德国的基督教联盟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和中左翼政党（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往往持有一种较为温和的立场，尽管后者要相对更积极一些，并构成各种形式的“红绿联盟”的政治基础。比如，美国共和党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漠视或贬低生态环境议题及其政治重要性的中右翼保守政党，从21世纪初的小布什政府到后来的特朗普政府都是如此。相形之下，除了绿党之外的小规模边缘性政党通常更加鲜明地支持所代表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权益，因而不太会是绿色（环境）政治的拥护者（比如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政党）。

绿党无疑是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主要政治信奉与践行者，而德国绿党尤为典型。在德国，绿党在最近几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数次超越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趋近其最终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的既定目标。但过去四年的联合执政政绩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狂飙突进却表明，绿党在短期内难以熟练掌握环境治理和生态转型激进目标与切实有效的公共政策之间的政治平衡，也就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政党。

（二）国家

毋庸置疑，民族国家仍是当今国际政治与关系的主角，也是当代世界环境政治和合作的主角。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不但以主权或人民的名义全责制定实施国内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还在国际舞台上以主权或国家的名义理所当然地申明捍卫自身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权益。因而，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肩负着双重任务和使命：通过发展生态民主而实现的自身不断绿化和促进现存国际架构秩序的绿化。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把当前的“世界环境政治版图”大致划分为如下三个板块或集群：欧美、中俄、印度和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狭义上的环境政治来看，欧美之间其实存在着颇为明显的区别，比如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成长与作用发挥。但与其他两个群体相比，欧美之间又显然共同性居多或彼此依赖（认同）感更强。一方面，在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以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意涵的环境政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主流化，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大众共识。比如，在2025年提前举行的联邦议院大选中，德国主要政党及其总理候选人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经济绿色转型的基本立场是有着政治共识的。虽然弗里德里希·默茨、奥拉夫·朔尔茨和爱丽丝·魏德尔的具体政策表述肯定不像罗伯特·哈贝克那么明确激进；再比如，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虽然之前更接近于传统中左翼的政治立场，反对脱欧，关注全民医疗服务制度、教育和工人权益，但就任首相后趋近政策中性化，强调发展清洁能源、削减能源消费，并借助向化石能源公司征税组建国有能源公司，体现了他整体上支持绿色变革的立场。另一方面，欧洲尤其是欧盟显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美方要求的“选边站队”压力。比如，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024年末就明确提到，欧洲面临着美国和中国正在远离彼此带来的压力，同时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的各项政策包括环境政策都将深刻影响欧洲方面的态度与选择。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既存在着显著差别，又有许多共同点。从环境政治的角度看，中俄都是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国家，而这也就意味着两国在短期内都将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尽管这种依赖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中国更多是高度的工业化所驱动的资源能源消费，而俄罗斯更多依赖资源能源出口以维持国家社会运转。在全球层面上，按理说中俄与欧美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结构互补性，因而可以形成一种共存共生关系，而这也是俄欧之间乃至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国际政治与关系现实，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撑起了过去30年来演进中的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框架体系。但是，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议题发展起来的当代环境保护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政治，不可避免地会逼迫或诱使中俄做出资源能源经济结构全面绿色转型意义上的战略选择。总的来说，中国与欧美之间存在着更强的战略竞争性，而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有着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或周旋空间，并为2020年以来发生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现实进展所验证。比如，对于俄罗斯而言，普京总统以能源与资源要挟欧洲的战略正在面临着失败的风险，它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能源（结构与供应）转型，而俄罗斯是否可以顺利转向中国市场，目前局势还不明朗。

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重要标志或推动性力量，并对当代世界环境政治的版图产生着重要影响。除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头雁”内部发生的和对外带来的重大变化，作为“G20”“金砖国家（BRICS）”“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新兴国际机构核心成员的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也发挥着迅速扩大的经济和环境政治影响。印度是环境政治得到较充分呈现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环境抗争运动，还是学术界的环境主义理论研究，都在国际学界受到高度重视。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莫迪总理执政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印度的国内环境问题应对及其全球影响得到更多关注，比如莫迪政府2014年10月发起的“清洁印度”运动（也称“厕所革命”）和2018年公布实施的“国家清洁空气五年规划”。巴西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南半球和拉美地区无可置疑的区域性大国，近年来愈发强调在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和重构中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现任总统卢拉在2024年11月主办的G20峰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反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政策革新创议，并得到了与会各方的广泛政治支持。当然，就整体而言，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还不够洪亮、话语决策权还颇为有限，至于那些数量众多的经济贫困国家或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脆弱国家就更是“人微言轻”。

（三）国际机构

不难理解，专门性、职业化的国际机构是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度框架中的关键性角色。因为，国际机构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作为成员的各个主权国家政府及其主要执政党的传统利益羁绊或视野局限，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从全球生态环境整体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视角来界定与应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在众多的政府间机构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联合国和欧盟。

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是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最热情支持者和实践推动者。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它先后倡议并组织创建了数量众多的大型国际会议与实体化制度机制，是目前由系列国际公约及其履约大会机制、“环境规划署”等联合国体制内常设专业机构以及常态化的“世界环境大会”等制度化形式（手段）构成的国际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体制的主要召集者、组织者和推动者。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4年COP29上针对气候融资谈判陷入困局发言时大声疾呼，“失败不（应）是一个选项”，越是在地缘政治分歧和不确定性中，世界各国越需要团结起来，展示出支持和推进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的雄心。但也必须看到，联合国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国家世界政府，短期内也难以发展成为一个战略自主的全球环境治理中心，尤其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应对以及此后数次重大危机处置中，受特朗普外交政策和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联合国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受损。

欧洲联盟是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另一个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践行者，尽管它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组织（更接近于区域一体化组织）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专门机构。自1973年颁布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以来，欧盟（欧共体）已经逐渐自我提升为一个高度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绿色”国际机构，或者说已经大大绿化了。欧盟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包括系统完整的欧盟环境法体系、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环境局以及欧盟内部其他相关机构、各成员国政府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部门及其相关机构共同构成的区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但值得关注的是，欧盟自2019年以来似乎已经被迫深度卷入目前的大国政治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并影响到了它在促进全球环境保护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目标和立场。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艰难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她所领导新一届委员会的三大任务分别是：“欧洲安全”“脱碳与提高竞争力”“减少依赖性”。她虽然提到了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但显然把所谓的“去风险化”或“经济安全”置于更为优先的位置。

综上所述，尽管过去30年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理念与制度累积效应或“政治红利”依然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全球环境保护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恐将面临一个“群龙无首”甚或“群雄逐鹿”的局面，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担当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政府大任的愿景在短期内显然不可能成为现实。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以及区域一体化集团比如欧盟的世界领导者能力与意愿都会持续减弱，而发展中大国几乎肯定会更加积极地表达其愿望诉求，但却还难以担负起世界领导者重任。因而，非常可能的是，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将会呈现为一种更加变动无序或缺乏动力合力的局面，即便与30年来坎坷走过的历程相比也是如此。

三、完善全球生态治理：面向未来的“中国动力”

如果前文分析成立，那就必须承认，真正的挑战并非特朗普回归白宫首日即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国际气候公约履约冲击，而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构建起的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度框架正在陷入看似风平浪静背后的深刻危机。其主要标志是以前世界各主要环境政治主体之间所达成的绿色政治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意愿、政治信任和政治动力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其实质则是长期以来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构设的国际合作愿景或进程变得日益不现实或渺茫。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合作动力严重不足或歧见纷争显著增加的前景，中国的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又应做何选择呢？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面向人类文明未来的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对此，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在理念目标层面上，中国“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制度框架愿景层面上，中国愿意“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战略举措层面上，中国既“要坚持环境友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也“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可以看出，这其中既包含了我国对于世界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愿景目标的憧憬或期望，也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的意愿或诉求。在过去数年间，尽管遭遇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然保持战略定力，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重申或强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等政策主张。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再次强调，“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2024年11月在里约G20峰会上的系列演讲，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上述基本立场的重申与阐发。在峰会第一阶段围绕“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讨论时，他着重指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应该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尤其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诸多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峰会第二阶段围绕“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讨论时，他强调指出，国际社会“要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为此世界各国需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加快世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而中国愿同各方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

依此而论，这种“中国愿景”或“中国方案”，既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期望、关切与诉求，也建立在当前国际秩序或架构公正变革基础上，因而是一个面向或着眼于人类文明未来的绿色愿景和方案。全球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将会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面且实质性参与而出现另一种解决进路。相应地，它无疑也是一个关于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中国贡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上述战略的推动实施将会面临着来自诸多层面的挑战与困难，尤其是前文所述的当前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或“内卷”倾向显著增加的国内外环境。这里要特别注意来自外部的“过度捧（杀）”叙事和内部的“传播能效”不足。毫无疑问，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这更多是在自身动态比较意义上说的。单就生态环境本身质量或可持续发展的许多单项指标而言，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不小差距。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而习近平同志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仍然使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措辞，并明确要求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继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多少有些吊诡的是，“过度捧（杀）”叙事就像过去数年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主要来自境外传媒和机构。2024年巴库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频繁表示，中国已经或即将“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世界领导者”，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很可能会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广泛预期之下。对此，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明确作出回应：“这是一种过度‘捧’中国的叙事，是西方在给我们‘戴高帽’。”他强调，中国自身的能源转型还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中国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逐步构建一个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中国并不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必须承担向国际社会提供气候资金援助的法律责任。因而，我们并不拒绝赞美，但必须保持警惕，过度“捧”的话语言辞背后往往是“取”或“杀”的不良动机。

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是中国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或侧面。这不仅是关涉我国有效成功的经验做法让世界各国知晓并有所借鉴参考的问题，还是关涉我们在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中共同持续进步的问题。也就是说，就像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世界性的一样，生态文明建设的交流对话也应是世界性的。但事实证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都同时是一种“话语”“政治”或“话语政治”。换言之，有效成功的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传播绝不仅仅是话语本身的表达传播技巧问题，而是政治色彩浓郁的话语政治权力竞争问题，而这显然已构成我们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短板”。2024年11月COP29前后，我国智库和传媒界先后发布了两个“准官方”政策研究报告，一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良好实践》；二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合作的《让世界读懂美丽中国的“绿色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实践与世界贡献》。这两个报告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也使用了十分丰富的文献材料，但从传播能效的角度来说，必须承认，二者都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提升空间。

有鉴于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尤其是围绕2030年、2060年两个关键性时间节点，中国几乎无可置疑地将会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或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聚焦点，因为仅仅是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本身就具有足以重塑整个世界的历史性意义。但从战略策略的层面上说，如何使“中国焦点”顺利转化成为全球环境政治与合作的“中国动力”，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具备足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艺术。我们既不能无视忽略、但也不能过度解读欧美国家迄今展示的某些战略性退却举措或迹象，需稳步推进包括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在内的国际秩序或制度框架民主化改革，并逐渐承担起可以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国领导责任；与此同时，承诺并寻求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勠力同心携手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全球环境政治参与的理念与价值基础。即便在更加困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也不能失去，而是要更好营造像“全球生态善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道义与战略制高点。

结语

国际社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创的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和现实困境。这既是由于欧美西方政治内部竞争，比如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等新发性因素的出现，更是由于它所嵌入或依托的近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迅速发生结构性断裂，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必须明确，无论是这种相对无序乃至紊乱局面的终结，还是一种崭新世界格局的呈现，都将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现实战略选择，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与清醒。所谓“中国动力”，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即挺身而出成为新一轮的强势领导者，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成为欧美传统霸权意义上的世界领导者。由此而论，一方面，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看待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或困境，因势利导地稳步推进那些必要而进步的国际治理制度与政策革新。另一方面，要以谨慎明智的战略策略来对待那些国际时局动荡变革中显现的似是而非的机遇，始终把做好自己的事情——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底气。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善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本身就是对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师。2008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1年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学术专长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环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现已出版专著《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等8部，主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五卷本）等9部，并在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Environmental Politics和《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450篇。2020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